诗咏田园,承接农耕文明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它强调“切实保护好优秀农耕文化遗产,推动优秀农耕文化遗产合理适度利用”。在该背景下,“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成功申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不仅是对湖州优秀农耕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工作的积极肯定,也为开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行动提供重要品牌和关键抓手。桑基鱼塘系统是湖州先民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应继续保护好、传承好和利用好这项遗产,并主动融入到乡村振兴的国家行动中,真正发挥它的多种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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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快的腰鼓响起来,金色的狂龙舞起来,丰收的歌曲唱起来……9月23日9时,在四川省都江堰市柳街镇七里诗乡金龙社区,随着《牢记重托迎跨越》专题宣传片的播放,首个中国农民丰收节都江堰分会场暨四川省庆丰收活动拉开帷幕。

作者: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 曹东勃

甘肃庆阳市委书记贠建民27日表示,作为中国农耕文明重要发祥地之一,庆阳在坚持传承传统农耕文明的同时,将现代农业与之融合发展,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加快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促进经济发展。

启动申遗,高度重视遗产保护

敖汉旗各类遗址中出土的农耕用具

“在这里庆祝我们自己的节日,我太高兴了,希望来年的收成会更好。”在活动现场,来自都江堰柳街红雄村14组的邹玉菲大姐一边收拾地上的稻谷,一边满脸笑容地说。在邹大姐的脚下,是黄澄澄的稻谷、红彤彤的辣椒、黄灿灿的瓜果,丰收的感觉来得实实在在。距离邹大姐不远处的丰收大道上设置了“川”字号特色农产品展区,山药、小南瓜、紫薯等吸引着众多观众的目光。

从松江的家庭农场制度改革,到金山的农民画,再到奉贤的“以家训带家风,以家风树村风,以村风扬民风,遵奉先贤,见贤思齐”的精神文明建设……农业、农村、农民是上海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振兴是上海“五个中心”和卓越全球城市建设的重要基础。

当日,2017中国农耕文化节在岐黄故里庆城县启幕。据史料记载,周人先祖不窋失农官之后,西徙定居今之庆阳庆城一带,从事农业耕作,在陇东庆阳一带创建了华夏文明的农耕文化,成为周朝第一个明确记载的首领。

湖州地处太湖南岸,气候温和,湖河港汊纵横密布,水质良好、土质丰腴,是目前传统桑基鱼塘分布最集中、规模最大、保留最完整的区域。作为一种具有独特创造性的洼地利用方式和生态循环经济模式,桑基鱼塘系统具有极高的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近年来得到湖州市和南浔区政府的高度重视与保护。

  9月8日至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等主办,敖汉旗人民政府承办的第五届世界小米起源与发展会议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农业大学等单位的10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敖汉旱作农业发展与乡村振兴”的议题,展开交流与探讨。

柳街镇七里诗乡不仅是“中国田园诗歌小镇”的文化传承核心区,也是四川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柳街薅秧歌”实景演出地。在活动现场,川西林盘、天府绿道、猕猴桃产业等极具四川特色的形象布置随处可见。

回溯过往,我们为祖先创造的农耕文化所震撼,为先民的智慧、创新、勤劳和伟大而自豪。汲取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的厚重遗产和磅礴力量,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建功立业,正是庆祝农民丰收节的当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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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2年启动申报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以来,湖州各级政府在政策、资金、人力等方面对桑基鱼塘的保护和利用给予重点支持,推动全社会积极开展桑基鱼塘农业文化遗产价值的发掘与传承。通过各方努力,桑基鱼塘系统在2014年被列入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2017年11月通过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专家评审,成功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

  起源:

都江堰市分会场的活动共分为牢记重托迎跨越等6个篇章,活动设置不仅充分展现了千年古城都江堰的历史底蕴,并且将天府文化生动地融入其中。

今年9月23日即农历秋分日,迎来了首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这是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为农民专门设立的节日,有着丰厚的历史根基、民意基础和文化底蕴,有利于提升广大农民的荣誉感、幸福感和获得感,有利于以节为媒、推动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的现代传承与创新,也是乡村振兴、文化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申报的带动下,目前湖州已经形成了政府主导推动的“产、学、研”多方参与的桑基鱼塘保护与发展机制,并在组织建设、科学研究、产业融合、文化传承、对外宣传等方面取得一定突破,农户参与桑基鱼塘生产的积极性得到较大程度激发。

  8000年前已经种植小米

责任编辑:燕玉海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高度重视“三农”工作的基础上,根据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乡村振兴的新目标,提出了许多更高质量、更深层次的新要求和新举措。早在201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谈道:“我听说,在云南哈尼稻田所在地,农村会唱《哈尼四季生产调》等古歌、会跳乐作舞的人越来越少。不能名为搞现代化,就把老祖宗的好东西弄丢了!”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代表团参加讨论时进一步指出,农耕文化、农耕文明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是乡风文明的根和魂,而乡风则是维系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重要纽带。

建章立制,充分挖掘遗产价值

  关于小米的起源,学术界认为可能有西辽河流域、太行山东麓、黄河中游三大区域,而敖汉旗正好处于西辽河流域。那么,在史前时期,当地人的食物来源主要是什么呢?兴隆沟遗址的发掘给这个疑问提供了答案。

那么,具体可以从哪些方面来阐释和解读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呢?

建立管理机制,制定保护规划与管理办法。2013年,湖州市、南浔区两级政府相继成立了桑基鱼塘保护利用工作领导小组。同年,市政府出台了《湖州市桑基鱼塘保护区管理办法》,区政府委托浙江大学编制的《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保护与发展规划》也通过专家评审。2015年,市政府又将桑基鱼塘系统保护与发展纳入《湖州市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条例》,使桑基鱼塘系统得到更加严格的保护。

  兴隆沟遗址位于赤峰市敖汉旗东部,距今近8000年,于20世纪80年代初文物普查时首次发现。2001年至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与敖汉旗博物馆联合对该处遗址进行了发掘,共揭露面积5600余平方米,清理出房址37座、居室墓葬28座、灰坑57座。

开拓进取 自强不息

提供资金支持,推动景观恢复和设施建设。近年来,市、区两级政府每年安排专项资金,通过项目补助形式对核心保护区内桑树补植、鱼塘修复、河道疏浚、道路修建等方面给予相应资金补助。目前,桑基鱼塘系统保护与利用已经被纳入南浔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成为政策倾斜与财政扶持的重要对象。

  2001年,编号F10的居住面上,考古人员选取了一些土样进行浮选,找到了数量较少的炭化粟。因为数量有限,考古人员未对其结果做定论。2002年,在遗址的堆积层内,考古人员再次发现了多达1500余粒炭化谷物的标本,其中黍占90%、粟占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植物考古专家赵志军对这些炭化粟检测的结果显示,这些小米已经是人工栽培的形态,而且比陕西鱼化寨要早几百年。

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我们的祖先从狩猎和采集社会步入农业社会,驯化选育动植物,生产食物以维持生计和繁衍后代。无论是在广袤肥沃的平原地带,抑或是在荒凉贫瘠的河谷山沟,先民在感恩大自然慷慨馈赠的同时,也依靠自己的双手改变着山川大地的面貌。

聘请权威专家,推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2016年11月,成立了中国首个农业文化遗产院士专家工作站,为“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申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提供战略咨询。同时,市政府与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浙江大学签约共建“湖州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聘请生态、蚕桑、水产、历史等各领域专家7人组成咨询团队,以充分挖掘遗产价值,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之后,这一结论也经美国哈佛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实验室进行了验证,最终结果显示,兴隆沟遗址出土的小米是我国北方最早的小米种子,比欧洲早2700年。与此同时,对敖汉地区遗址出土的古人类遗骨标本的检测分析结果显示,在约8000年之前,敖汉地区古人的主食中粟或黍占60%至80%,表明那时粟、黍已经成为人们食物的主要来源。“再结合定居村落的出现以及成熟的掘土、谷物加工工具的制作和使用,证实在8000年之前该地旱作农业系统已经形成,为红山文化的发展以及红山文明的形成提供了物质基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研处处长、敖汉史前研究基地主任刘国祥说。

马克思曾批评,旧的机械唯物主义只承认人是环境的产物,而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并指出“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这种可敬可叹、可歌可泣的人类实践改造活动,也同步塑造着人的精神世界。

改进生产模式,构建企业与农户合作关系。为有效调动农户参与桑基鱼塘生产的积极性,通过引入新型生产技术和高效组织形式改进原有生产模式,提升了生产效率和农户经济收入。在核心保护区内,南浔云豪家庭农场将池塘循环水养殖技术融入桑基鱼塘系统,形成新型规模化生产模式,提高了系统的比较效益;德清东庆蚕种有限公司与农户合作,实行“小蚕共育、大蚕分户、集中收茧”,缩短了农户的养蚕时间。

  随后,这项考古发现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的认可:2012年,敖汉旱作农业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批准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013年,又被农业部列为第一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对农耕时代的中国人立于天地之间开拓进取、生生不息的气质品格最精练准确的概括。钱穆认为,所谓中国,其实是一个吸纳接受的形成过程,政治上的标准是接受以周礼为代表的一套政治秩序,经济上的标准就是变游牧为农耕。在此基础上,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取向和宝贵精神财富,也是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的内核。

扩大对外交流,开展文化宣传与培训教育。积极参加农业文化遗产领域的学术交流,参展创交会、农展会,接待国内外宾客参观桑基鱼塘系统;举办青少年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活动,将桑基鱼塘文化纳入美丽乡村建设、进入农村文化礼堂,促进传统农耕文化在老、中、青等各代湖州人中的传承;与相关产业联盟紧密结合,开展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目前已培训新型职业农民、乡镇以上技术骨干超过500余人次。

  传承:

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具有千年历史传承的哈尼梯田,位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境内,是第一个以民族名称命名的世界文化遗产。丰收时节,站在梯田底部仰望最高可达2000多级“阶梯”的梯田以及滚滚稻浪的壮阔场景,令人叹为观止。这正是一代代哈尼族同胞接续奋斗创造的人间奇景。由此,我们不难体会到康德在《论优美感与崇高感》中所讲的那种崇高感、那种震撼和壮美。

立法保护,让遗产融入乡村建设

  延续千年的旱作农业文明

道法自然 和谐共生

先辈们创造的丰厚的农业文化遗产,富含可持续发展理念、优美乡村景观以及丰富的农业生物多样性、深厚的民族文化和适宜的农耕技术体系,是当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抓手和支撑。继续加强保护,打响农遗品牌,真正发挥好它的多种效益,是今后湖州桑基鱼塘系统农业文化遗产工作的主要思路。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五个振兴”,提出以下具体工作设想与计划:

  历经8000年的风雨变迁,粟和黍等古老物种不但没有在敖汉旗灭绝,反而繁衍不息,代代传承。敖汉旗委宣传部副部长梁国强介绍,粟、黍多生长在旱坡地上,且株型较小,不适合大规模机械化种植,时至今日,当地仍然保留着牛耕人锄的传统耕作方式。“敖汉杂粮大部分种植在山地或者沙地,土质和空气都无污染,现在小米等杂粮的种植还是施用积造的农家肥,很少施用化肥。”梁国强说,耕作方式、机制的延续,使得敖汉旱作农业系统与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实现了可持续的绿色农业发展。

现代化的介入,产生了改造传统农业的要求。人类将自身的秩序加诸自然的秩序,开始了对自然的改造、规制和立法。现代商业中,利润导向和
“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模式进一步被植入农业领域、农业社会,让原本具有多种功能、提供多样化产品的农业在价值和功能上趋于单一。由此,现代农业在创造增长奇迹的同时,也产生了生态顽疾。

完善组织管理,立法保护遗产融入乡村建设。通过地方立法,从政策、人文、自然、社会等各个方面,规范、标准、科学地开展桑基鱼塘保护工作。组建管理委员会,推动桑基鱼塘文化与乡村振兴紧密结合,更深融入湖州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建设,积极推进桑基鱼塘保护纳入乡规民约,动员农民自觉参与保护行动,形成全社会参与遗产传承保护合力。

  “现代农业追求高产、不断更新品种,但敖汉旗却一直沿用历经千年的传统品种。”梁国强表示,这些老品种不会因为连年种植而退化,这是因为当地一直保留着传统的自留种的方法。据悉,每到收获季节,当地农民都会从长势最好的田地中把籽粒最饱满、穗子最大的植株挑选出来,年年重复同样的方法,依靠大自然的考验和严苛的人工挑选,留下抗逆性好、又适合当地环境的种子。“和很多培育的杂交品种相比,传统的老品种在产量方面自然占不上优势,但它们却最天然,与当地自然和生态环境最合拍。”梁国强说。

对于我们的祖先来说,自然界不是一个外在于我们、需要被征服的对象,而是一个需要掌握其原理、怀有敬畏之心并与之和谐相处的系统。道法自然、天地人和谐共生,这正是中国农耕文化的传统智慧,体现出对农业节令和时序的把握、顺应和利用。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哈尼四季生产调》,就是由哈尼族长老在年节时传唱,以便让妇孺皆知的一种农事节令歌。

强化产业融合,建立适应时代要求的生产运作模式。把培育龙头企业作为蚕桑产业提升发展的主要抓手,积极发挥丝绸著名品牌的优势,扶持主体农业企业与遗产地农户建立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形成长效合作机制,促进小农户增收。成立桑基鱼塘产业协会,将系统内相关产业的经营主体组织起来。建立遗产地农产品GIAHS区域公共品牌,联结辐射区域内企业、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形成品牌效应,延长产业链,提升农产品及衍生产品的附加值,让遗产地农民从中受益。

  在长期的农业耕作实践中,敖汉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旱作农业文化,并世代传承。“流传在敖汉旗境内的庙会、祭星、祈雨、撒灯以及民间的扭秧歌、踩高跷、唱大戏、呼图格沁、跑黄河等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农耕文化习俗,都得到保护和延续。”梁国强说。

其实,即便是游牧时代,“逐水草而居”也并非涸泽而渔。水草枯荣的自然景观变化,反映的是自然时序的客观变化。初民遵循这一自然的指示,调整自身的生活、生产节律,以与生态物候相适应。到了农耕时代,先民逐渐认识到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规律,体验到农事活动必须顺应时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合有序,于是,“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

发挥人才优势,重视对本土力量的培养与利用。坚持传承与发展并重,依托中科院、浙江大学、省农科院等教学科研机构力量,逐步引进推广一批新型农作制度和技术创新成果,试点提升一批桑基鱼塘系统的新典型、新模式、新业态,形成可借鉴、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为古老遗产注入新生活力。加强能力建设,开展多种形式技术培训和人才培养。

  保护和发展:

这些经由一代代人口耳相传而最终成为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的经验和智慧,直到今天仍是农业生产实践活动的重要指南。前些年,调研上海松江家庭农场制度时,发现这一改革专门要求家庭农场户遵循“三三制”规则,即一季水稻过后,在第二个种植期内,1/3种小麦或大麦、1/3种红花草、1/3作为白地;三个大户组成一组,每年轮换,恰巧做满三年的承包期。这套精致的制度设计,把通过休耕以保养地力的传统智慧与现代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巧妙结合,堪称精细化管理创新。

加强文化宣传,扩展对外交流的途径和方式。充分利用现代多媒体、互联网,有组织、有计划地宣传推介,把桑基鱼塘文化打造成为湖州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金名片;加强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国家农业农村部的沟通联系,争取2019年由我市承办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大会;加强与国内外遗产地交流,主动参与国内外各类农业文化活动,在学习各国遗产保护经验的同时,扩大湖州桑基鱼塘系统的影响力。

  用“文化”助推乡村振兴

同舟共济 守望相助

践行生态理念,坚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并重。把保护和传承桑基鱼塘系统作为湖州践行“两山”重要思想的具体实践,打造生态文明建设样板。积极推广生态鱼养殖技术与模式,同时加快家蚕良种繁育、彩色茧生产和果桑种植等工作。整合系统内自然景观、传统民居、名俗名人相关特色旅游资源,充分发掘桑基鱼塘系统的文化内涵,并适度注入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建立蚕丝文化体验休闲观光示范区,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使农民成为遗产保护的最大受益者。

  然而,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传统旱作农业也面临一些问题。“比如受现代农业追求产量最大化的影响,农民对农业文化遗产地保护缺乏正确认识,给遗产地保护带来一些困难。再如农业遗产保护是一门综合性的科学,专业人才的缺乏,使得在使用中保护,在保护中创新无法实现。”敖汉旗委书记邱文博说。

一般来说,工业的逻辑是机械的逻辑,农业的逻辑则是生命的逻辑。英文中,农业是agriculture,后缀
culture是文化的意思,而culture的同根词cultivate又有栽培、耕耘的意思。换言之,农业是自带文化属性的、有温度的,需要用心去呵护与培植。

责任编辑:朱瑞

  邱文博表示,因为深知这项遗产的重要性以及保护的艰难,所以敖汉旗在保护和发展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敖汉旗内旱作种子资源繁多,保护这些种子资源,对于旱作农业文化遗产物种的丰富性至关重要,近年来,敖汉旗对濒临灭绝的农家传统种植种子进行搜集整理,共搜集到谷子、高粱、糜子、杂豆等传统品种218个,并对种子资源进行实物和电子数据整理,建立了敖汉旗农业文化遗产品种保护基地,挽救濒临灭绝的传统种子资源31个。”邱文博说。

农业的劳动节奏较之工业更富于弹性,但农业的劳动绩效并不能立竿见影,需要耐心等待自然和时间来参与其中并发挥作用。“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有时候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因为在生产和收获之间的漫长过程中,往往存在很多不确定性。这就是农业、农村、农民内在地要求协调与合作的原因。分散经营的个体农户,面对大自然的瞬息万变,实在太过渺小。由此,先民结成生产和生活的共同体,“出入相友、守望相助”。

  “在保护农业文化遗产的过程中,还将其与乡村振兴相结合。”邱文博说,近年来,敖汉旗充分发挥旱作农业文化遗产的引领作用,不断壮大绿色有机小米生产基地,推动企业研制以小米为原料、老少皆宜的有机健康食品,还将小米产业发展与农民的利益紧密连接,提高农民在产业链上的增值收益,让农民的“口袋”鼓起来,生活“美”起来。

事实上,井田制的瓦解和小农经济的出现,并没有改变传统乡村熟人社会的性质,也没有动摇互助协作的内在基础。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时期就调查发现,山区人民通过“变工”(劳动力之间的互换与协作)等方式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互助合作。之后,他把这一经验带到了陕甘宁边区。

坦率地讲,无论是土地改革还是包产到户,直至当下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村社伦理都是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留给后人、始终发挥重要功能的一条宝贵经验。可以说,它也是新时代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原则和路径。

孝友耕读 勤俭传家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儒家传统对理想家庭内部关系结构的描述。这一状态的达成,与农耕文化密不可分。一个重要原因是,古代教育水平较低,对农事活动规律认识的传承和把握高度依赖于经验的口耳相传,离不开长者的智慧和指导。

在此基础上,孝老爱亲、安土重迁、慎终追远,成为内嵌于传统农耕文化的道德基因。直至今日,城市人游走四方,心中追寻的依然是故土亲人,舌尖上思念的是家的味道。农耕文化的影响远远超越农村范围,深深移植入当代人的生活境遇和文化环境之中,化为挥之不去的乡愁。

农耕文化绝不是“土得掉渣”,而蕴含着人生的大智慧。陶渊明“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的诗句,曾国藩家族“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的楹联,都是在追求一种物质上的自食其力与精神上的充实完满,田园与都市、守耕与漫思相得益彰。

作为超大型城市,上海的农业产值占GDP比重不到0.4%,但乡村振兴依然是一项重要改革探索任务。从松江的家庭农场制度改革、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到金山的农民画,再到奉贤的“以家训带家风,以家风树村风,以村风扬民风,遵奉先贤,见贤思齐”的精神文明建设,皆领风气之先,都发挥着示范效应。农业、农村、农民是上海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振兴是上海“五个中心”和卓越全球城市建设的重要基础,农耕文化亦是上海文化的重要源头。

只有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回溯过往,我们为祖先创造的辉煌灿烂、如诗如画的农耕文化所震撼,为先民的智慧、睿思、创新、勤劳和伟大而自豪。汲取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的厚重遗产和磅礴力量,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建功立业,正是我们庆祝农民丰收节的当下意义。就此而言,它不只是农民的节日,也理应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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