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解读 | 刍议植物新品种权纠纷的侵犯权益推断“新规”

来源:法制日报 记者 韩乐悟

2017年1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第17批指导案例,其中第92号案例“莱州市金海种业有限公司诉张掖市富凯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对于植物新品种侵权案件的判定规则和举证责任分配做出了开创性的规定。本文试图以此案例作为研究对象,来分析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中的侵权判定规则和举证责任分配问题。

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是近年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难点问题。正确、及时地审理各类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对于保护品种权人和农民的合法权益,维护种业市场的良性竞争秩序,促进农业科技创新和品种的推广应用,具有重要作用。2000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审理植物新品种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案件的受理、管辖、诉讼主体、中止等程序性问题作出了规定。2001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开展植物新品种纠纷案件审判工作的通知》。2007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又公布了《关于审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涉及利害关系人的界定、侵权判定、鉴定方法、诉讼临时措施、侵权物的处理、农民赔偿责任的免除等法律适用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自2002年至2007年共审理此类案件数量不到20件,而2008年共审理此类案件18件,同时此类案件多以调撤的方式结案。

据媒体报道,前不久,辽宁首例植物新品种侵权案以原告张吉林的胜诉结案。原告依法获得赔偿,但其10余年苦心研究成功培育的金连翘母本种源全部丧失。

一、最高法院指导性案例的作用和地位

植物新品种应当具备的条件

原告及其公司的5800余株金连翘母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已获国家相关主管部门颁发的《植物新品种权证书》。但它们仍在一年前的一次“强拆”中被全部损毁。

根据2010年11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通知》以及2015年5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实施细则的通知》中的规定,最高法院的指导性案例所确定的裁判要点,对人民法院审理类似案件、做出裁判具有指导作用,即在根据法律、有关司法解释做出裁判的同时,各级人民法院在审判类似案件时应当参照,并可以作为裁判文书的说理依据加以引用。如果当事人在诉讼中明确要求法院参照某个指导性案例,法官可以在裁判过程中或者在裁判文书的说理中作出回应并说明理由。

植物新品种能否受到法律保护,必须具备的条件是:申请品种权的植物新品种应属于国家植物新品种保护名录中列举的植物的属或者种;授予品种权的植物新品种应具有新颖性,新颖性是指申请品种权的植物新品种在申请日前该品种繁殖材料未被销售,或者经育种者许可在中国境内销售该品种繁殖材料未超过1年,在中国境外销售藤本植物、林木、果树和观赏树木品种繁殖材料未超过6年,销售其他植物品种繁殖材料未超过4年;授予品种权的植物新品种应具有一致性,即申请品种权的植物新品种经过繁殖,除可以预见的变异外,其相关的特征或特性一致;授予品种权的植物新品种应具有稳定性,即申请品种权的植物新品种经过反复繁殖后或者在特定繁殖周期结束时,其相关的特征或特性保持不变;授予品种权的植物新品种应具备适当的名称,并与相同或者相近的植物属或种已知品种的名称相区别,该名称经注册后即为该植物新品种的通用名称。

懂得新品种培育个中辛苦者为张吉林老人痛惜、唏嘘,更为社会有关方面品种权保护观念淡漠而忧虑。

周强院长在《发挥案例指导作用
促进法律统一正确实施》一文中指出,案例指导制度是最高人民法院根据中央关于司法改革的决策部署,为总结审判经验、加强监督指导、统一法律适用、提高审判质量、维护司法公正而建立的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1]

侵权表现形式及司法认定

记者了解到,虽然上述案例较为极端,大部分品种权纠纷案常常在协商、调解中解决,但近年我国有关植物新品种权侵权纠纷案屡屡发生。

二、第92号案例所涉及的问题

根据UPOV公约第五条规定:育种者权利的核心内容是享有为商业目的生产、销售其品种的繁殖材料的专有权,包括:1、以商业目的繁殖、销售受保护的植物品种;2、在观赏植物或者插花生产中作为繁殖材料用于商业目的时,保护范围扩大到以正常销售为目的而非繁殖用的观赏植物;3、为另一品种的商业生产重复使用该品种。目前人民法院审理的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的纠纷案件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其一是未经品种权人许可,为商业目的生产或者销售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的(即简单的复制侵权,被控侵权物与授权品种为同一繁殖材料)或者为商业目的将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的行为(即重复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为亲本与其他亲本另行繁殖的情形),这是公开的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的行为;其二是销售授权品种不使用其注册登记的名称而标注其特性的,或者足以使他人知道是授权品种的行为,这属于隐蔽的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的行为。需要强调的是构成对品种权的侵犯,必须是“重复”地另行繁殖的行为;否则,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为亲本与其他亲本繁殖出的品种可以独立繁衍,不需要每次都重复地使用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则不属于该条所称的侵犯品种权的行为。

在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工作目前主要由农、林两个部门负责。虽然农业知识产权还包括农产品地理标志、涉农专利、商标、版权等,但植物新品种权是我国农业知识产权的核心,农业部新近制定颁布的《农业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对未来10年间我国将加大植物新品种权保护力度以“浓墨重彩”强调。而正在征求意见、有望本月底颁布的国家林业局《林业贯彻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指导意见》,也同样透出“以林业植物新品种为重点,加大林业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信息。

本案所涉及的主要问题在于植物新品种权侵权纠纷案件中涉及到的专门性问题鉴定报告的采信以及相关法律适用的问题。

判断他人是否构成侵犯植物新品种权,应对被控侵权物的全部性状特征、特性与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的全部性状特征、特性进行比对,如比对后二者完全相同;或者特征、特性的不同是因非遗传变异所致的,一般应当认定被控侵权物构成侵权

保护意识薄弱侵权时有发生

图片 1

UPOV公约规定,育种者权利的核心内容是享有为商业目的生产、销售其品种的繁殖材料的专有权。在强调保护育种者权利的同时,公约对育种者的权利也有所限制。根据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六条“完成育种的单位或者个人对其授权品种,享有排他的独占权。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品种权所有人许可,不得为商业目的生产或者销售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不得为商业目的将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第三十三条“品种权被授予后,在自初步审查合格公告之日起至被授予品种权之日止的期间,对未经申请人许可,为商业目的生产或者销售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的单位和个人,品种权人享有追偿的权利”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未经品种权人许可,为商业目的生产或销售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或者为商业目的将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侵犯植物新品种权。被控侵权物的特征、特性与授权品种的特征、特性相同,或者特征、特性的不同是因非遗传变异所致的,人民法院一般应当认定被控侵权物属于商业目的生产或者销售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

植物新品种是指经过人工培育的或者对发现的野生植物加以开发,具备新颖性、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并有适当的命名的植物新品种。植物新品种保护也被称为“植物育种者权利”,同专利、商标、着作权一样,是知识产权保护的一种形式。

本案基本事实

植物新品种侵权的民事责任

近年来,以植物新品种为核心的我国农业知识产权事业快速发展,农业知识产权拥有量快速增加,在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增强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截至2009年底,农业部和国家林业局受理国内外植物新品种权申请7231件,授权3278件。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有效激励了我国育种自主创新,品种权申请量和授权量持续上升,广大农民直接受益。

2003年1月1日,“金海5号”
经农业部核准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权,2011年金海种业公司以富凯公司的制种行为侵害其“金海5号”玉米植物新品种权为由向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张掖中院受理后,对被控侵权玉米以活体玉米植株上随机提取玉米果穗,再以现场封存的方式进行证据保全,并委托北京市农科院玉米种子检测中心对被提取的样品与农业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植物新品种保藏中心保存的“金海5号”标准样品之间进行对比鉴定。该鉴定中心出具的检测报告结论为“无明显差异”。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应当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的规定,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判决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人民法院可以根据被侵权人的请求,按照被侵权人因侵权所受损失或者侵权人因侵权所得利益确定赔偿数额。被侵权人请求按照植物新品种实施许可费确定赔偿数额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植物新品种实施许可的种类、时间、范围等因素,参照该植物新品种实施许可费合理确定赔偿数额。依照前款规定难以确定赔偿数额的,人民法院可以综合考虑侵权的性质、期限、后果,植物新品种实施许可费的数额,植物新品种实施许可的种类、时间、范围及被侵权人调查、制止侵权所支付的合理费用等因素,在50万元以下确定赔偿数额。由此规定说明,对于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的民事责任应当判决停止侵权,但对于为商业目的销售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司法解释对此并未明确规定,我们认为销售者对产品的来源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这是由种子生产、经营的特殊性所决定的。销售商销售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有合法来源且主观上没有过错,仅应承担停止侵权的民事责任,而不应承担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如果有证据证明销售者知道生产者无生产许可证或销售商明知销售的是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仍然购买后再销售,一般可以认定销售者具有主观过错,其不仅应承担停止侵权的民事责任,而且应承担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此外,在审判案件中应注意销毁侵权品种的目的,是将种苗不能被作为繁殖材料使用。如繁殖材料本身即可作为粮食,就不能简单地套用销毁侵权物的一般处理方法,只能本着既避免资源浪费、维护农村稳定,又防止侵权物再扩散的处理原则,当事人可以合意将侵权物折抵品种权人的受损。

但农业部的《纲要》也指出,从总体上看,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有待完善,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制度刚刚起步,农业生物遗传资源权属管理制度尚未建立,农业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和转化能力不强,中介服务体系发展缓慢,专业人才短缺,知识产权意识薄弱,侵权现象时有发生,知识产权对农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张掖中院据此认定富凯公司构成侵权,富凯公司不服,提出上诉,甘肃高院审理后以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裁定发回张掖中院重审。

一些来自地方相关方面的信息显示,在基层,知识产权保护观念不强、品种权意识淡薄、对相关制度缺乏了解等现象较为普遍。再加上相关扶持政策缺失,保护激励机制不健全,地方保护及执法不严、不公等问题,常常造成品种权得不到保护、种子市场混乱的局面。

案件发回重审后,张掖中院要求北京市农科院玉米种子检测中心对检测报告给予补充鉴定或说明。该中心答复:“待测样品与农业部品种保护的对照样品金海5号比较,在40个点位上,仅有1个差异位点,依据行业标准判定为近似,结论为待测样品与对照样品无明显差异。这一结论应解读为:依据DNA指纹检测标准,将差异至少两个位点作为判定两个样品不同的充分条件,而对差异位点在两个以下的,表明依据该标准判定两个样品不同的条件不充分,因此不能得出待测样品与对照样品不同的结论。”

目标:量增质升

张掖中院据此判决驳回金海种业公司的诉讼请求。金海种业公司不服,再次提出上诉。经审理甘肃高院作出撤销张掖中院一审判决,认定富凯公司构成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的行为,判令赔偿经济损失50万元的终审判决。

农业部的《纲要》不仅制定了较为宏观的十年整体战略目标,还明确了近五年的目标,即:自主知识产权总量大幅提高;运用知识产权效果明显增强;农业知识产权保护状况明显改善;农业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全面提升。其中明确提出植物新品种权年度申请量和授权量保持世界前列,申请总量累计超过10000件,授权量达到7000件,向外国申请数量大幅度增加。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超过800件,国际互认登记试点工作全面推进,农业生物遗传资源得到登记保护等等。

植物新品种案件中的侵权判定

就农业知识产权保护状况明显改善,目标是“侵犯植物新品种权和假冒授权品种、农产品地理标志的行为显着减少,行政执法能力明显增强,维权成本大幅下降,尊重和保护农业知识产权氛围基本形成”。

司法实践中,植物新品种纠纷案件通常包含三种侵权行为类型

其实,无论农业还是林业,知识产权保护的目标简单说都是实现量的增长和质的提升。国家林业局有关负责人此前透露,林业贯彻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发展目标是,争取通过5年的努力,林业行业专利拥有量年均增长10%以上,其中林业植物新品种申请量达到1000件,授权品种达到600件。“到2020年,林业知识产权的管理制度基本完善,管理体系基本健全,数量和质量显着提高,运用效果明显提升,公共服务和技术支撑能力显着增强。”

一、为商业目的生产或销售授权品种繁殖材料的行为;

制度是“助推器”

二、为商业目的将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的行为;

1999年4月23日我国正式加入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成为其第39个成员国,并于同日启动实施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2000年通过的种子法,又进一步明确了在我国实行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从无到有,走过了11年的历程。11年的发展,也是相关制度、法律不断建立和完善的过程。

三、假冒他人享有品种权的种子的行为。其中,最常见的侵权行为类型为第一种情况。

未来的农业知识产权保护,完善制度仍是“重头戏”。《纲要》就完善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提出:修订《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优化植物新品种权申请审批程序,缩短审查周期;加大植物新品种权保护力度,防止植物新品种权滥用;建立植物新品种权质押融资制度,推进植物新品种权转化运用;制定、修订与条例相配套的规章制度,解决植物新品种权审批事务和行政执法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扩大植物品种保护名录范围;加强植物新品种权审查测试管理,提高审查测试效率,保证授权质量;完善植物新品种测试机构功能分工和区域布局,提升综合能力,强化中立性;加快研制和修订植物新品种特异性、稳定性、一致性测试指南等等。

对于第一种侵权行为类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被控侵权物的特征、特性与授权品种的特征、特性相同,或者特征、特性的不同是因非遗传变异所致的,人民法院一般应当认定被控侵权物属于商业目的生产或者销售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因此,特征特性比对是此类案件中认定被告能否构成侵权的关键环节。

没有农业生物遗传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性,植物品种创新就会丧失物质基础。遗传资源的保护已成为国际讨论的焦点之一,而我国到目前为止还未建立相关权属管理制度。2008年6月我国发布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明确提出要注重对农民合法权益的保护,完善遗传资源保护、开发和利用制度,构建合理的遗传资源获取与利益分享机制,保障遗传资源提供者知情同意权,促进农业、林业可持续发展。

但是,比较被控侵权品种的特征与授权品种的特征,其实是比较二者所携带基因相同或者不同,由于基因存在于繁殖材料的体细胞核内,只有借助仪器才能进行检测比较,这种检测和比较涉及专门性问题,法官需要交由有资格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因此,《若干规定》在第四条也明确了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的具体方法,对于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涉及的专门性问题可以采取田间观察检测基因指纹图谱检测等方法鉴定。

据悉,这次农业部的《纲要》提出,要研究起草《农业生物遗传资源权属登记管理办法》,逐步建立农业生物遗传资源权属管理制度,推进其与专利法、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衔接,建立健全来源披露和惠益分享制度。完善农业生物遗传资源进出口和对外合作研究利用管理办法,制定保护和利用农业生物遗传资源的国际策略与措施等。

本案中,法院即委托鉴定机构采用基因指纹图谱检测法进行了鉴定。

DNA指纹鉴定报告的证据效力

由上可知,基因指纹图谱检测方法是《若干规定》中规定的两种鉴定方法之一,但该方法并不是国际上公认的权威的检测方法,目前得到国际公认的检测方法是田间观察检测方法[2]。但是,DNA指纹技术作为在室内进行基因型身份鉴定的方法,经济便捷,不受环境影响,测试周期短,有利于满足诉讼中审理期限的要求,可以及时保护权利人的利益,同时能够提高筛选近似品种提高特异性评价效率,司法实践中是检测品种的真实性、一致性最常用的方式。

但在本案中,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出现了非常特殊的情况,即出现了“无明显差异”的鉴定结论。根据农业部的行业标准《玉米品种鉴定DNA指纹方法》中的检测及判定标准[3],40个位点的DNA谱带数据比较下,1个差异位点应当判定为“近似品种”,但“近似品种”既非《若干规定》第二条中的“特征特性相同”也非“特征特性不同”,此时案件出现了事实不清、真伪不明的情况,对“近似品种”这一结论未能正确理解,导致一审法院两次出现误判,也暴露出DNA检测方法在植物新品种案件的侵权判定上存在着本身固有的缺陷。

图片 2

三、第92号案例的价值和指导意义

重审后的一审和二审法院之所以对本案的裁判得出了不同结论,正是因为对鉴定结论以及《鉴定意见答复》的内容产生了不同的理解。一审法院将《鉴定意见答复》中的“仅有1个差异位点,依据行业标准判定为近似,……表明依据该标准判定两个样品不同的条件不充分,因此不能得出待测样品与对照样品不同的结论”,理解为该结论不足以认定被告侵权。而二审法院将其解读为“DNA检测与DUS没有位点的直接对应性。对差异位点数在两个以下的,应当综合其他因素进行判定,如可采取扩大检测位点进行加测以及提交审定样品进行测定等。此时的举证责任应由被诉侵权的一方承担”。

两者既不相同又不能得出不同的结论,案件似乎进入事实不清、真伪不明的境地,但是举证责任理论告诉我们,此时裁判者可以通过转移举证责任,由被告证明其被控样品与对照样品特征特性不同,否则可以推定两者相同。

二审法院指出,“由于植物新品种授权所依据的方式是DUS检测,而不是实验室的DNA指纹鉴定,因此,富凯公司如果提交相反的证据证明通过DUS检测,被诉侵权繁殖材料的特征、特性与授权品种的特征、特性不相同,则可以推翻前述结论。根据已查明的事实,被上诉人富凯公司经释明后仍未能提供相反的证据,亦不具备DUS检测的条件。应认定富凯公司的行为构成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由此可以看出,虽然DNA检测结果并不能充分证明两者相同,但是“无明显差异”或者“不能得出两者不同的结论”这样的鉴定结果已经使得品种权人具有了证据优势,被诉侵权一方此时如果不能拿出更加有力的证据推翻该优势证据,则应承担败诉的风险。

实际上,对于《若干规定》中的这两种检测方法之间的关系,最高法院在此前的一件提审案件中指出:由于DNA检测所采取的核心引物与DUS测试的性状特征之间并不一定具有对应性,而植物新品种授权所依据的是田间种植的DUS测试,因此,当DNA鉴定结论为相同或高度近似时,可直接进行田间成对DUS测试比较,通过田间表型确定身份。当被诉侵权一方主张以田间种植DUS测试确定的特异性结论推翻DNA指纹检测结论时,应当由其提交证据予以证明。[4]因此,从这个角度讲,第92号指导案例再次重申了这个规则。

综上所述,对于植物新品种权纠纷这一类特殊的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由于涉及生物技术等专门性问题,审理时需要进行科学鉴定才能判定是否构成侵权,现有的较为权威的鉴定方法为田间观察检测法,但该方法需要在田间进行对照种植,虽然科学可靠但鉴定周期过长,而基因指纹图谱检测法周期短客观性强,实践中采用较多但存在固有缺陷,其中品种间差异位点数为两个以下是较为典型的情况。

第92号指导性案例针对上述现状,运用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合理地解决了基因指纹图谱检测法的不足,可谓创设了类似案件侵权判定的“新规”。鉴于该案作为最高法院的指导性案例,其对于后续类似案件的审理具有一定拘束力,未来会成为各地法院的统一做法,因此应当引起农业尤其是育种行业的充分重视。该“新规”增加了被控侵权一方推翻DNA检测结果的举证责任,在品种权人提出DNA检测报告的情况下,如果不能提出充分的反证,法院可以在DNA检测结果并不明确的情况下直接推定被控侵权一方构成侵权。

当然,该做法在其他知识产权诉讼案件中也早有应用,譬如商业秘密侵权纠纷、方法专利侵权纠纷中,最高法院这次在植物新品种权案件的再次重申,不过是再次表明了人民法院降低知识产权权利人维权门槛,打击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一贯态度。


[1]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相关文章